第16章 去保定的路上

从四合院到前门火车站，要走将近四十分钟的路。何雨柱带着妹妹穿过南锣鼓巷，拐上地安门外大街，一路往南。清晨的四九城还没完全醒来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偶尔有送煤的板车从身边经过，车轱辘碾在石板路上，发出沉闷的辘辘声。

何雨水走了一阵，忍不住又问：“哥，咱们到了保定，去哪儿找爹？”

“有地址。”何雨柱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，展开给妹妹看。纸条上写着一行字，字迹不算好看，但是一笔一划很清楚：保定府城隍庙街二十七号。

“这地址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”何雨水接过纸条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。

“爹留的信封上有邮戳，是保定寄出来的。后来我又托烧饼铺老板打听过——他有个表弟在保定做生意，帮我查到了白寡妇的住处。”何雨柱把纸条收回来，重新揣进怀里的暗袋里，“城隍庙街那一带，住的都是小商小贩，白寡妇在那附近租了房子。”

何雨水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那咱们到了保定，是先去找爹，还是先找街道办？”

“先找地方住下。”何雨柱说，“然后再去找街道办。得按程序来——先让当地政府出面，咱们自己冲上门去闹，反而落了下乘。”

何雨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到了前门火车站，天色已经大亮。火车站是清末民初的老建筑，灰砖墙，拱形门窗，正门上方挂着一面大钟，指针正指向七点一刻。站前广场上已经有了不少人，扛着行李卷的、挑着担子的、牵着孩子的，乱哄哄地挤作一团。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味、人汗味和火车站特有的那种铁锈味，熏得人脑仁疼。

何雨柱拉着妹妹穿过人群，走到售票窗口前。窗口已经排了七八个人，他站到队尾，从兜里掏出钱来数了数。去保定的火车票不贵，两张硬座花不了多少钱，但他还是数得很仔细——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。

排了十来分钟队，轮到他时，里面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售票员，面无表情地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保定，两张。”

“几点的？”

“最近的。”

售票员翻了翻时刻表：“八点半有一趟，慢车，到保定得下午一点多。十点钟还有一趟快车，到保定十一点四十。”

何雨柱想了想：“要八点半那趟。”

售票员撕了两张票，报了个价钱。何雨柱把钱递过去，接过车票，仔细核对了一遍日期和车次，然后拉着妹妹往候车室走。

候车室里人更多。长条木椅上坐满了旅客，地上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裹，连下脚的地方都不好找。何雨柱找了个靠墙角的位置，让何雨水坐在行李包上，自己站在旁边，背靠着墙，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群。

“哥，”何雨水仰起脸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咱们这一去，得几天？”

“快则三天，慢则五天。”何雨柱说，“主要看街道办和公安那边的处理速度。要是顺利的话——”他顿了顿，想着怎么说才能让妹妹安心，“顺利的话，咱们把事情办完就回来。你还要上学，不能耽误太多功课。”

何雨水低下头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书包带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闷声说：“哥，你说……爹会不会求咱们？”

何雨柱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看着候车室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看着那些大包小包、拖家带口的旅客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旅途的疲惫和奔波的焦虑。然后他把视线收回来，落在妹妹的发顶上。

“他求不求，结果都一样。”何雨柱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近乎冷酷，“遗弃未成年子女是事实，不是他求两句就能抹掉的。法律不看人情，看证据。他有手有脚，不是养不起我们——他是不想养。这就要付出代价。”

何雨水没有再问了。她把手从书包带上松开，悄悄攥住了哥哥的衣角。

八点一刻，广播里开始通知检票。何雨柱拎起布包，带着妹妹往检票口走。检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，旅客们一个挨一个地往前挪，把车票举在手里，等着检票员用钳子在票上咔嚓剪一下。

上了车，何雨柱找到座位，让何雨水靠窗坐下，自己在她旁边坐好。车厢里人不算多，他们对面坐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，旁边过道对面是个穿灰布中山装的中年人，正靠在椅背上打盹。

八点半，火车准时发车。汽笛拉响，车轮开始转动，哐当哐当的声音逐渐加快，车窗外的站台和房屋开始往后倒退。何雨水趴在车窗上，看着四九的城墙和城楼一点一点往后退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了，才坐回座位。

“哥，”她转过来，看着何雨柱，“到了保定，咱们见到爹，我该说什么？”

何雨柱看着妹妹认真的神情，心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。她才多大，就要面对这种事——亲生父亲抛弃了她，而她现在要跟着哥哥去送亲爹坐牢。换了别的孩子，可能早就哭得稀里哗啦了。但何雨水没有。她一路上问的都是具体的问题，怎么办、怎么说、怎么应对。这孩子懂事得太早，早得让人心疼。

“你什么都不用说。”何雨柱说，“到时候街道办的人问什么，你就答什么。记住一点——说实话就行。爹是什么时候走的，走了以后有没有给家里寄过钱，寄过粮票，有没有写信——这些都照实说。”

何雨水点了点头，掰着手指头默念：“爹走的那天是去年秋天，十月初九。走的时候我放学回来，家里就没人了。他留了一封信在桌上，信里说跟白姨去保定，让我和哥自己过日子。后来……后来一封信也没寄过，一分钱也没寄过。”

“对，就是这样。”何雨柱握住妹妹的手，“你只要说实话，剩下的事交给哥来办。”

对面的妇女一直在哄孩子，听了兄妹俩的对话，忍不住多看了何雨柱几眼。何雨柱感觉到了她的目光，转过头去，冲她点了点头。那妇女赶紧把视线移开，继续低头哄孩子。

火车往南开了大约一个小时，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田野。三月的华北平原，地里还没开始种庄稼，裸露的黄土地一块一块地铺展开去，偶尔能看见几棵光秃秃的树站在田埂上。远处的村庄灰扑扑的，房顶上的烟囱冒着细细的白烟，被风吹散了，融进灰蒙蒙的天空里。

何雨柱从布包里掏出两个窝头，分了一个给妹妹。窝头是昨天晚上蒸的，现在已经凉透了，硬邦邦的，咬一口要嚼半天。何雨水接过去，小口小口地啃着，也不嫌弃。

“到了保定，哥带你去吃顿好的。”何雨柱说。

“吃什么好的？”

“保定驴肉火烧，听说过吗？”

何雨水摇了摇头。

“保定的驴肉火烧挺有名的，火烧皮酥，驴肉香，切成薄片夹在火烧里，咬一口满嘴流油。”何雨柱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难得带了点笑意，“等事情办完了，咱们去尝尝。”

何雨水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暗下去：“办完事……那时候还吃得下吗？”

“怎么吃不下？”何雨柱把最后一口窝头咽下去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，“他做了对不起咱们的事，咱们按法律办事，天经地义。办完了，该吃饭吃饭，该过日子过日子。犯不着为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把自己搞得吃不香睡不着。”

何雨水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哥，你变了好多。”

何雨柱心里微微一动，面上不动声色：“怎么变了？”

“以前……”何雨水斟酌着措辞，“以前你脾气急，院里谁惹了你，你当场就炸。可是现在你什么事都不急，一步一步都算得好好的。连对爹这件事也是——你好像一点都不难过。”

何雨柱靠在椅背上，看着车顶的灯罩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难过有用吗？难过能让爹回来？还是能让咱们的日子好过？”

何雨水没说话。

“雨水，”何雨柱转过头，认真地看着妹妹，“这世上的事，有些是你难过了就能解决的——那你就难过一会儿。有些是你难过也没用的——那就别难过了，把力气用在有用的地方。咱们兄妹俩如今没有爹管，更要活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该拿主意就拿主意，不许优柔寡断。”

何雨水看着哥哥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没有迷茫，也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她不太懂但是觉得很安心的东西。她用力点了点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火车继续往南开。车厢里渐渐暖和起来，对面的小孩睡着了，安静地躺在母亲怀里。过道那边的中年人也醒了，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翻看。何雨柱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默盘算着到保定之后的步骤。

先去城隍庙街附近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。然后去街道办——保定府城隍庙街归哪个街道管，这个到了当地再打听。去街道办的时候要带上户口本、粮本，还有何大清留下的那封信——那是遗弃行为的直接证据。

街道办的人可能会想调解。这种事在基层很常见，干部们一般倾向于“化解矛盾”，能私了就私了。但何雨柱不打算接受调解。调解意味着何大清赔点钱、道个歉就完事了，而他不能这么便宜何大清——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这件事必须从法律上定个性。

遗弃罪是要判刑的。何大清必须在监狱里蹲几年，这个记录要记在他的档案里，要让他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。这不是报复，这是让他知道法律不是摆设，抛下孩子不是一句“没办法”就能糊弄过去的。

至于易中海——何雨柱睁开眼睛，目光落在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上。到了保定，白寡妇必然会被牵扯进来。只要白寡妇进了公安局，他就有办法把她和易中海之间的关系给撬出来。白寡妇不是硬骨头，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在保定过日子，经不住公安的审问。只要她交代出易中海在她勾引何大清这件事里的作用，那易中海就完蛋了。

教唆遗弃——这个罪名比单纯遗弃还要重。

何雨柱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

火车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小站，有的停，有的不停。每到一个站，车厢里都会有一阵小小的骚动，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，行李在过道里搬来搬去，乘务员来回走动查票。

快到保定的时候，何雨柱把何雨水叫醒——她不知道什么时候靠在哥哥肩上睡着了。何雨水揉了揉眼睛，坐直身子，往窗外看。窗外已经能看见保定的城墙了，灰扑扑的城砖，比四九的城墙矮，但也有些年头了。城墙下有一些低矮的房子，再远一点能看见烟囱和厂房。

“到了。”何雨柱说。

火车拉了一声长长的汽笛，速度慢下来，哐当哐当的声音渐渐放缓，最终停了。保定站的站台上站着一些接站的人，举着写了名字的纸牌子，伸长了脖子往车厢里张望。

何雨柱拎起布包，拉着何雨水下了车。站台上人不多，比四九站安静得多。空气中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，像是煤烟混着土腥气，还有远处集市飘来的若有若无的香料味。春天的风吹在脸上，比四九的风湿润一些。

“哥，”何雨水忽然拉了拉他的袖子，声音有些紧张，“咱们真的要去吗？”

何雨柱站住了。他转过身，蹲下来，和妹妹平视。

“雨水，咱们已经从四九出来了。火车坐了四个多小时，马上就到城隍庙街了。”他的语气不急不缓，稳稳当当，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，“你现在跟我说不去，那咱们这一趟就白跑了。”

何雨水咬着嘴唇，眼睛里有一点水光，但她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
“你怕什么？”何雨柱问。

“我……”何雨水的声音小得像蚊子，“我怕见到爹。我怕到时候心软。”

何雨柱沉默了两秒，然后把手按在妹妹的肩膀上，力道不重，但很稳。

“心软不是坏事。”他说，“但心软要分对象。对一个抛弃你、一年多不闻不问的人心软，那不是善良，是傻。咱们今天是来要一个说法的——不是来求他回来的。你记住这个，就不会心软了。”

何雨水吸了吸鼻子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何雨柱站起身，重新拎起布包，朝站台出口走去。何雨水紧紧跟在他身后，两个人的身影穿过站台上零零散散的旅客，走进了保定城灰蒙蒙的天色里。

出站口外面是一条不算宽的马路，两旁种着杨树，树梢上刚冒出一点嫩绿的芽。路边停着几辆人力车，车夫们蹲在车杠上抽烟聊天。更远一点的地方，能看见十字路口有个岗亭，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在指挥交通。

何雨柱站在出站口，抬头看了看天色。中午刚过，太阳藏在云层后面，透出一片白茫茫的光。他把布包换到左手，右手牵着何雨水，朝最近的一辆人力车走去。

“去哪儿？”车夫见生意来了，赶紧站起来。

“城隍庙街附近，有没有便宜的旅馆？”

车夫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大概是在判断这俩半大孩子能掏出多少钱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有个裕丰客栈，一晚上三毛钱，干净，热水管够。城隍庙街走过去一刻钟，不算远。”

“行，就去那儿。”

何雨柱把何雨水扶上车，自己坐上去，把布包搁在膝盖上。车夫从前杠上拿起一条旧毛巾往肩上一搭，抓起车把，吆喝了一声，人力车晃晃悠悠地驶进了保定城的街道。

风吹起车帘子，何雨柱透过缝隙往外看。保定的街道比四九窄，两旁的房子也矮一些，但市井气息很浓。街边摆着各种小摊，卖烧饼的、卖糖炒栗子的、卖针头线脑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何雨水也好奇地往外看，暂时忘了刚才的紧张。

人力车拐进一条巷子，路面从青石板换成了碎石路，两边都是老旧的民居，墙皮脱落，露出里面的土坯。巷子深处传来狗叫声，还有一个女人扯着嗓子骂孩子的声音。

“到了。”车夫停在一扇掉了漆的木门前，门上挂着一块匾，写着“裕丰客栈”四个字。

何雨柱付了车钱，带着妹妹走进客栈。客栈不大，进门是个小天井，天井中间有一口水井，井沿上长着青苔。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，正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，看见有人进来，放下瓜子站了起来。

“住店？”

“住店。要一间房，住两三天。”

胖女人看了看他们兄妹俩：“就你俩？大人呢？”

“没有大人。”何雨柱平静地说，“我带我妹妹来保定办点事，住两天就走。户口本可以给你看。”

胖女人愣了一下，接过户口本看了看，又看了看何雨柱的脸，大概觉得这孩子不像是撒谎的样子，就把户口本还了回去，从墙上取下一把钥匙：“二楼最里头那间，一天三毛，热水自己到灶房去打，晚上十点钟锁大门。”

“行。”

何雨柱交了押金，接过钥匙，带着何雨水上了楼。房间不大，放了两张木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窗户对着巷子，能看见对面的灰瓦屋顶。被褥虽然旧，但洗得还算干净。

何雨水把书包放在床上，坐在床沿上，看着哥哥把布包放在桌上，从里面往外掏东西：户口本、粮本、何大清留下的那封信、几件换洗衣服、一小包干粮。

“哥，”她忽然说，“你刚才在车上说，咱们是来要说法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要完说法呢？”

何雨柱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，转过身，看着妹妹。

“要完说法，”他说，“咱们就回家。”

何雨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
窗外巷子里又传来狗叫声，远处有卖豆腐的吆喝声飘过来，拉得老长。何雨柱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往外看了看。城隍庙街的方向就在不远处，屋顶的灰瓦在午后的天光下泛着淡淡的青色。

明天一早，他就去找街道办。

这一趟不会太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