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章 找街道办

第二天一早，何雨柱是被巷子里的狗叫声吵醒的。

保定的狗叫起来跟四九的不一样，嗓门更大，声音更野，像是要把整条巷子都掀翻了。他在床上躺了几分钟，听着隔壁院子里有人骂狗、狗又回了两声、最后人狗对骂的动静渐渐消停了，才翻身坐起来。

何雨水已经醒了，正坐在对面床上梳头。她的头发又细又软，编辫子的时候总要费好大劲才能把碎发拢住。此刻她嘴里咬着皮筋，双手在脑后忙活，看见哥哥起来了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“哥早”。

“早。”何雨柱穿好鞋，走到窗边推开窗户。

城隍庙街已经完全醒了。卖豆腐脑的挑子停在巷口，热气在晨光里白生生地往上冒。对面裁缝铺的老板娘正往门口泼水，哗啦一声，青石板路面上溅起细碎的水花。远处有钟楼的钟声传来，七下，不急不缓。

何雨柱从布包里掏出昨天在旅馆隔壁买的两个烧饼，递给妹妹一个。烧饼是昨晚的，凉了一宿，咬起来硬得硌牙，但两人都没说什么，就着凉白开一口一口地啃完了。

吃完早饭，何雨柱把布包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。粮本、户口本、他自己的工分记录、何雨水的学生证——每一样都拿油纸包好，再用一块蓝布裹了，塞进棉袄内侧的夹层里。这些纸片是他们在四九的全部生活证明，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东西。

何雨水在旁边看着，忽然问：“哥，到了街道办怎么说？”

何雨柱系好棉袄扣子，把领子翻整了翻，让布包看不出痕迹。“昨天不是教过你了吗？”

“我怕忘。”何雨水低下头，手指绞着衣角，“万一人家问我的话，我怕说错。”

“你不用说太多。”何雨柱在她面前蹲下来，平视着妹妹的眼睛，“人家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不会的就说不知道，不用编。剩下的哥来说。”

何雨水看着他的眼睛，点了点头。那双眼睛是深褐色的，在晨光里透着一层细细的光泽，像是浸过水的栗子壳。她不懂什么是遗弃罪，也不完全明白哥哥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找爹——在她心里，爹既然不要他们了，那就算了，顶多是夜里偷偷哭几场，哭完了日子还得照样过。

但哥哥说要来，她就跟着来了。

何雨柱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。“走吧。”

两人出了旅馆。胖老板娘正蹲在门口择菜，看见他们出来，拿眼神打量了一番。昨天这两位客人住进来的时候她就觉得稀奇——一个半大少年带着个更小的小姑娘，没大人跟着，布包里的东西看着也不多，不像是探亲，更不像是什么正经事。

“退房。”何雨柱把钥匙搁在柜台上。

老板娘擦了擦湿手站起来，接过钥匙往账本上划了一笔，没多问。这年头南来北往的人多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做生意的、逃难的、找人办事的，城隍庙街上每天都有新面孔。她收了房钱，随口说了句“慢走”，又蹲回去继续择菜了。

街道办在城隍庙街往南三条巷子的十字路口上，是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老房子，楼下的门脸上挂着两扇带玻璃的木门，门口钉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：保定市城南区城隍庙街道办事处。

何雨柱站在街对面看了几秒钟。这栋房子比他想象的要气派一些，门是新的，窗户擦得亮堂堂的，玻璃后面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人在走动。门口停了两辆自行车，其中一辆的后座上还绑着个公文包，皮子磨得发亮。

“就是这儿？”何雨水问。

“就是这儿。”

何雨柱牵着妹妹穿过街道，推开那扇玻璃门。门轴上了油，推起来无声无息的，倒是门后的一串铃铛响了，叮叮当当几声脆响，惊动了里面的人。

一楼是一间大开间，摆了三张木头办公桌，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文件和纸张，有的用铁夹子夹着，有的用橡皮筋扎着，最多的用一块镇纸压着。靠墙的柜子里塞满了档案袋，牛皮纸的、旧报纸的、白纸糊的，鼓鼓囊囊的活像一只只张着嘴的蛤蟆。

靠门最近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戴蓝布袖套的中年妇女，正低头写字，听见铃铛响抬起头来，脸上的表情是例行公事的那种平淡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何雨柱松开妹妹的手，往前走了两步，站到那张桌子跟前。他的背挺得很直，棉袄的领子严丝合缝地扣着，整个人看起来比他实际的岁数要老成得多。

“我们是四九城来的，”他说，声音不高不低，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，“我父亲扔下我们兄妹跑了，跑到你们辖区了。家里断了经济来源，我跟妹妹没法生活，请组织做主。”

中年妇女的笔停在纸上，墨迹洇开了一小团。她看着眼前这个半大少年，嘴巴微微张开又合上，像是没想到会听到这样一套说辞。

办事处的另两个工作人员也停下了手里的活。靠窗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，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，盯着何雨柱看。最里面那张桌子后面坐着的是一男一女，看起来都是四十来岁的样子，男的正端着一杯热水，杯子搁在嘴边忘了喝，女的则皱着眉头，把手里的一叠文件放了下来。

戴蓝布袖套的中年妇女最先反应过来。她把笔放下，语气比刚才郑重了一些：“你坐下，慢慢说。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跑哪儿去了？”

“何大清，人在你们辖区的双井巷，跟一个姓白的寡妇住在一起。”何雨柱在桌子旁边的条凳上坐下来，何雨水紧挨着他坐下，“这是家里的户口本和我们兄妹的证件，请过目。”

他说话条理清晰，每一条信息都准准确确，报出来的地址是门牌号带巷名，连左邻右舍的姓氏都一并说了。中年妇女接过他递来的纸包，打开油纸，把户口本和证件翻了一遍。

户口本上户主那一栏写着何大清，配偶一栏空着，子女栏下面是何雨柱和何雨水两个名字。何雨柱十六岁，何雨水九岁

“未成年人。”中年妇女低声念叨了一句，抬头看了何雨柱一眼。这个岁数的孩子，别说是跑来保定找爹，就是自己在院里处理这些事情，能说得这么清楚的也不多见。她把证件递给了靠窗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，“老胡，你看看。”

老胡接过去翻了翻，又看了看何雨柱和何雨水兄妹俩，目光在何雨水身上停了一阵。小姑娘坐在条凳上，两条腿并得紧紧的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不吭声。她的辫子编得不太整齐，左边的比右边的粗些，看得出来是早上自己匆忙编的。

“你母亲呢？”老胡问。

“死了。”何雨柱说，“我爹跑了，家里没人了。”

老胡摘下眼镜，慢慢地点了点头，把证件放回桌上。他和中年妇女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那眼神里有种何雨柱能读懂的东西——愤怒。但不是冲着他们兄妹的，是冲着那个扔下亲生骨肉跑了的老子。

里面那对男女也过来了。女的姓周，自称是办事处的副主任，四十来岁的年纪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往里收，显出几分老派的严肃来。她拿起户口本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又核对了何雨水和学生证上的名字，放下证件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严肃了，是冷。

“孩子，”她说，“你说的事如果是真的——”

“是真的。”何雨柱打断她，“双井巷十七号，西厢房。你们现在去就能看到人。他跟我妹妹的证词都可以给你们看，我来不是来要钱的，是来要个说法。”

周副主任盯着他看了好一阵。这个半大少年说话的时候不躲不闪，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沉稳——不是那种少年老成的沉稳，是做决定之后把害怕和不安都压平了才会有的那种沉稳。

“小刘，”她转头叫了一声靠门的中年妇女，“叫保卫科的老孙过来一下，陪这孩子去对面公安那边报个案。然后派个人去双井巷，把那个姓何的叫过来问问话。”

“我去叫老孙。”中年妇女站起来往外走，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何雨水一眼，那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，像是心疼。

何雨水一直没有说话。她坐在条凳上，听着这屋子里的大人们讨论着她爹的去向，她的身世，她的法定监护人。她看着桌上那份户口本，户主栏里“何大清”三个字端端正正地写着，像是写在一个永远也擦不掉的名单上。她的眼眶红了，但是眼泪没有掉下来。

何雨柱在桌子下面握住了她的手。

“别怕。”他说，声音低得只有妹妹能听见。

何雨水吸了吸鼻子，把眼泪忍回去。她抬起头看了哥哥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。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怕。”

不到一壶茶的功夫，保卫科的老孙来了。老孙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个子不高，脸上的皱纹像是用刀刻出来的。他听周副主任简单说了情况，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，然后把烟掐灭在鞋底上，冲何雨柱招了招手。

“走，跟我去趟公安那边。”

何雨柱站起来，伸手拉起妹妹。他的手很稳，稳稳当当地牵着何雨水往外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周副主任在身后叫住了他。

“你们住哪儿？”

“城隍庙街的旅馆，已经退了。”何雨柱回头说。

周副主任看了看手表——这已经是上班之后耽误了不少功夫了，她沉吟了片刻，转头跟老胡说：“给孩子们拿两个凳子坐一下，我去叫派出所的同志过来，省得孩子来回跑。”

老孙把刚点上的烟又掐了，说了句“这样好”，就在门口等着。周副主任拿起桌上的电话摇了几下，对着话筒说了几句，放下电话时脸上的表情松了一点点。

“派出所的人一会儿就到。”她说，“你们坐会儿。”

何雨柱和何雨水重新在条凳上坐下来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在桌上铺开一道斜长的光影，把桌上那些文件和档案袋染成了淡金色。巷子对面的小贩还在叫卖，声音隔着玻璃门传进来，闷闷的，像隔着水。

何雨柱看着窗外。保定的天比四九蓝一些，也许是城小，烟囱少，灰都烧得不够多。他想起昨天在双井巷看到的那一幕——何大清躺在藤椅上晒太阳，白寡妇给她儿子喂花生糖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好像四九那两个亲生孩子是别人家的旧账，跟他何大清毫无关系。

“哥。”何雨水忽然小声叫他。

“嗯？”

“刚才那个周主任，”何雨水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“她看我的时候，眼睛红了。”

何雨柱没有说话。他把妹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点。

门外传来脚步声，皮鞋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，好几双，由远及近。铃铛又响了，玻璃门被推开，三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——两个穿公安制服的，一个穿着跟周副主任差不多的藏蓝色外套，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。那笔帽是银色的，在晨光里闪了一下。

周副主任迎了上去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。穿制服的人一边听一边点头，目光越过她的肩膀，落在条凳上那对兄妹身上。

个子高的那个公安走过来，在何雨柱面前的桌上蹲下来，让自己的视线跟这个少年持平。他看上去三十出头，眉毛很粗，鼻梁上有一道不太明显的疤，但说话的语气出奇地平。

“你就是何雨柱？”